元和中兴并非言过其实,唐宪宗曾一度让人看到唐朝复兴的希望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这场动乱以后,藩镇割据始终都是帝国的心腹大患。俗话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唐朝后期的很多君主都曾经试图解决藩镇割据的问题,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那么有没有人成功或接近于后成功呢?当然有,他就是开创了元和中兴,重振皇室权威的唐宪宗李纯。很多人都津津乐道于他的削藩成就,但其实这只是结果,在这过程中他还做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工作。今天我们就来详聊一下元和中兴的外象与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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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纯是唐顺宗的长子,27岁登基为帝,可谓正当盛年。在古代,处于这个年龄段的人心智已经非常成熟,加上精力旺盛,又拥有年轻人渴望建功立业,万象更新的心气儿,正是能有所作为的时候。他祖父唐德宗在位时期发生了泾原兵变,叛军攻陷长安,德宗携带宗室家眷出逃奉天,后多亏宰相李泌和大将军李晟配合默契,平定了战乱才使得德宗可以“还与旧都”。而李纯的父亲唐顺宗虽然立志革新,但孤立无援,经常不得不向现实妥协。李纯从小耳渲目染,深知皇室衰微,百姓困苦,国家财政收入微薄。不解决藩镇割据的弊端,李唐王朝的中兴将无从谈起。因此他从即位开始就苦读列圣实录,见到贞观、开元故事,甚至激动的书不离手,可见他心中对于恢复朝廷权威的渴望是十分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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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君登基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让大臣们对皇帝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心,相信自己辅佐的会是一位有所作为的明君。唐宪宗刚上台就立马遣散了多余的宫廷乐工,坚决拒绝部下进献的50名女子充入自己的后宫,以身作则缩减开支,主张节俭。当时荆南有位官员为他献上两只百年难遇的寿龟,他不仅拒绝接受,还命人将这两只“祥瑞”直接交到有司处理,并一再表示要重建朝廷的德治。唐宪宗的这些做法向廷臣们发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那就是我想成为你们期望中的明君,请你们尽心辅佐我中兴唐朝。

  当然作为唐朝这家“超级公司”的老板,只谈付出不谈利益等于耍流氓,这时候唐宪宗要让各阶级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806年也就是他登基的第二年,唐宪宗就迫不及待的颁布了大赦令给在职的文武官员都发了福利,赐予了相应的勋和爵,包括神策军和其他地方军的将士们。当然他也没有忘记跟随皇室出生入死的忠义之士,对于凡是当过宰相以及在代宗、德宗两朝流亡期间不离不弃,依然在皇帝身边效忠的人给予了特殊的荣誉。这即表明了皇帝对廷臣们的某种关怀,也安抚了之前可能被遗忘而心生不满的人,可谓是皆大欢喜。唐宪宗希望建立一种和谐有序的君臣关系,一改德宗、顺宗在位时期与官僚集团对峙的态度,这将更有利于他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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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完大会,发完福利,暖一下大臣们的心后,唐宪宗就需要大臣们暖暖自己的心了。所幸的是大臣们并没有让他失望,第一个让他精神为之一振的就是宰相杜黄裳。他于805年至807年初任宰相。杜黄裳并不是一个只会背诵经史子集的腐儒,他主张皇帝应该是上天与平民之间的代理人,一个国家必须要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上下级之间要权责分明,只有这样国家才能稳定繁荣。他鼓励唐宪宗尽早开始军政中央集权化的改革,因此在战略上显得比较激进。806年西川节度使刘辟不服中央政令,举兵叛乱,唐宪宗最初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来处理此事,打算准备周全了再出兵平乱。但杜黄裳坚决主张要先发制人,一鼓作气拿下西川。他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唐宪宗任命神策军节度使高崇文统领全部禁军前往征讨,可以说杜黄裳是把唐宪宗的家底和自己的政治前途全部压在了平川事宜上,不过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高崇文不负众望,打的叛军丢盔弃甲,最后俘虏了贼首刘辟,送到京城斩首示众。通过这件事唐宪宗对杜黄裳也是敬重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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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唐宪宗的大手笔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他那吝啬的祖父唐德宗一生省吃俭用给他留下的财富也没有多少。当时朝廷的税收状况十分糟糕,宰相李吉甫在807年的奏疏上说全国仅有8个镇能正常向朝廷缴纳税款。另一位宰相裴垍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了一个为唐宪宗筹措军费,改善经济状况的办法。当时唐朝已经显现出通货紧缩的危机,铜的价格上涨得非常快。为了应对这一情况,裴垍给绢设置了一个中间价,使其马上和铜一样成为物品交换的媒介,具有了一定的货币性质。唐朝地方官员的薪资和军需用品的开支之前普遍都是用货币进行交换的,后来全部改成混合实物支付的方式以应对铜价过高的风险。

  至于中央向地方收税难的问题,裴垍对原先的两税法进行了修改,他解除了地方政府对征收税款的控制,严格规定藩镇收入的明晰。原先藩镇除了向会府支取税款外,经常向各地州县索取税款,这一改革意味着藩镇必须根据收支表上的数字向会府支取税款,只有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州县的支持。而各地州县也不用像以前那样向藩镇缴纳税款,但必须把原来的“留使”部分连同州县自己应交的税额一起上缴朝廷。没有具体数据表明裴垍的改革实际为中央增加了多少税收,但从唐宪宗屡次对藩镇用兵的情况来看,税收状况应该是有所好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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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钱就有了兵,有了兵之后唐宪宗就准备大显身手了。正当皇帝在思考拿谁开刀的时候,偏偏就有人喜欢撞在枪口上,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808年,河北三大自治镇之一的成德镇节度使王士真病逝,他的儿子王承宗继承了官位。咱们古代办事儿都讲究个名正言顺,所以王承宗希望朝廷能颁布个正式任命书给自己正名。这时候的唐宪宗深受平定西川功业的鼓舞,对待这些桀骜不驯的节度使也变得自信起来,这种以前只不过是走个程序事情这回到了他手里就不好办了,他要求王承宗放弃藩镇节度使世袭制的陋习,并且交出成德镇下面的两个州给中央才肯颁布诏书正式任命他为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当然不会接受这样苛刻的条件,于是双方于809年末爆发战争,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到了第二年年中,中央军和承德军就双双退出了战场。因为朝廷的大军是由河东、义武、卢龙、横海、魏博、昭义等六镇兵马抽调而来,缺乏统一的调度,加上唐宪宗又任命既平庸又贪婪的宦官吐突承璀担任主帅,致使20万唐军徒劳无功,而王承宗也没有实力直捣黄龙,杀入长安逼迫皇帝就范。既然如此那就都散了吧,各回各家,以后有机会再一决雌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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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俗话说逃得了初一,逃不过十五,王承宗最终还是难逃覆灭的结局,这事情还要从淮西叛乱开始说起。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病逝,他的儿子吴元济和王承宗一样继承了父亲的官位,要求朝廷给予他正式的任命。没想到这次唐宪宗连要求都不提直接拒绝。皇帝这么做是有底气的,因为吴元济的势力周围全都是效忠于朝廷的藩镇势力。可以说宪宗此举就是为了逼反吴元济,将淮西镇的控制权收归中央。因为淮西镇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比较独立的状态,而且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影响着帝国的漕运事业。吴元济不出意外于815年的挑起了战乱,而之前说到的王承宗则在次年宣布支持吴元济的叛乱。唐宪宗任命宰相裴度主持平叛事务并兼任彰义节度使,裴度率禁军奔赴淮西并与随邓节度使李愬等集中优势兵力和所有的资源,大举进攻吴元济,相继攻破蔡州与淮西镇,吴元济被俘。818年朝廷正式宣布淮西镇被撤销。由于淮西军迅速瓦解,成德军独木难支,王承宗自料难以与朝廷大军相抗衡,乘着还没彻底撕破脸皮,赶紧送自己两个儿子去长安当人质,表示归降之意。而唐宪宗也考虑到远征之师已经疲惫不堪,需要休养生息,所以接受了王承宗的降表,依然任命他做成德节度使。820年王承宗病逝,他的弟弟王承元上表归顺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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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唐宪宗毕竟是人而不是神,是人就会犯错误,他在最大限度的恢复中央权威的同时,也为王朝埋下了危机的种子。纵观宪宗一朝,宦官干涉军政事务一直是个尾大不掉的问题。尽管宪宗皇帝曾经在西川叛乱的压力下解除了宦官对神策军的控制权,但这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罢了,是面对特殊形势下不得不做的妥协。上面提到的吐突承璀因为讨伐成德军的失利而被唐宪宗解除了兵权,并被打发出朝廷,可没过两三年唐宪宗就免去了吐突承璀的主要政敌李绛的职务,又重新召回了吐突承璀。你很难想象当时宦官的权势大到什么程度,当特务,索取贿赂,抓神策军只是家常便饭,他们甚至可以在藩镇军队的人事安排上做手脚。后来宦官梁守谦还当上了枢密使,成为皇帝身边非正式咨询机构的负责人。当时枢密院的两个枢密使和神策军的两个监军,并称为“四贵”,宦官甚至已经达到了能够与宰相分庭抗礼的境地。

  元和中兴并非言过其实,唐宪宗曾一度让人看到唐朝复兴的希望

  公元820年唐宪宗暴毙而亡,年仅43岁。他的死因至今依然是个谜,众说纷纭,真假难辨。很多人认为唐宪宗是因沉迷于修道炼丹,服药过量而死。也有人认为是一位名叫陈弘志的监官刺杀了他,还有学者说他是死于宦官集团间的内杠,真相现在已经很难被还原。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李纯确实是唐朝后期为数不多能够有所作为的皇帝。他有理想,渴望建立唐太宗时代的功业,恢复唐玄宗时代的盛世,他曾经一度使衰败中的唐朝重新回到正轨,他建立了皇帝与廷臣之间相对和谐的共事关系,改革货币和税收制度增加了国库的收入,进一步恢复帝国的中央集权化进程,都具有积极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他纵容宦官把持朝政,为非作歹,也为日后唐朝的崩溃埋下了隐患。正因如此,他创造的中兴局面并不彻底,也无法改变唐朝衰落的命运。